48.第48章 亢龙不悔，中国模式0的升级(4)

  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，只能使中国经济更加脆弱，让中国外交难以坚挺，让国家安全更多顾虑。它不仅带来与别国的贸易激烈摩擦，产生危险的政治对抗情绪，也使中国无法形成真正的凝聚力和号召力。现在，中国能够生产的绝大多数出口产品，十年后就可能移到印度、墨西哥、越南或其他国家，无非是看谁更廉价。当中国的货币升值、劳动力成本、世界原材料价格、环境污染恶化等因素到达一定的临界值，跨国公司抛弃中国将如弃敝屣，不会有丝毫犹豫和半点怜悯。将国家命运寄托在这样的增长模式上，实在是危如累卵，令人寝食不安！

  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核心，应该是毫不犹豫地将发展国内市场置于最优先的战略地位，坚定不移地将出口依存度逐步降到GDP的10%以下的安全区域，把国民经济的主要资源从输送国外市场，改为向国内市场倾斜。中国人耗费了劳动力、时间、能源、资源、土地、原材料、粮食、电力，承受了交通拥挤、环境污染的压力，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，应该优先由中国的消费者自己享用。

  当年美国的崛起之道围绕着高关税、高工资、重科技、强工业、大市场的思路展开，其中心就在于大市场。没有高关税的保护，美国幼稚的工业化就将被英国制造业所摧毁，缺乏强大生产力的社会，将无法形成庞大的消费市场；没有高工资，就不会有更多的消费力，也不会形成繁荣的市场，就只能变成英国那样靠压低工人收入来增加资本家利润的两极分化，对人力资本的认识，使美国意识到高收入对于工人的素质、健康、精神状态、工作热情、创新动力都是必要的保证。工资不仅仅是成本，更是资本，对人力资本的长期投入将能够带来更高的回报；重科技才能产生技术创新，加速生产率的提升，实现社会财富更大规模的创造，形成巨大的储蓄，最终带来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更多的投资；强工业一直是美国崛起的看家法宝，强大的工业生产力是创造一个繁荣市场的前提，没有庞大的生产能力，美国就不可能将英国取而代之，也不可能成为两次大战中“民主国家的军火库”，在战后建立起“美利坚治下的新秩序”。

  除了高关税之外，美国的高工资、重科技、强工业、大市场的战略对于今天的中国完全适用。

  用国内市场取代国际市场，以中国消费置换美国消费，把出口资源转向国内，这将极大改变中国与所有国家的关系，贸易冲突变成了贸易和平，激烈排斥转化为热情合作，对中国的敌视，会被中国市场的诱惑所折腰，政治围堵军事遏制的联盟将不攻自破。最大的市场，意味着最大的权力！

  要创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，关键的问题在于从何处着手。出口行业所形成的生产规模是面向全世界市场的，难以启动的内需能够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吗？

  答案是：事在人为！

  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三级火箭——农业的第二次工业化

  造成中国经济的瓶颈，往往正是解决问题的出路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表明，农村繁荣则国家繁荣，农村富裕则工业化顺利。20世纪50年代如此，80年代也是如此。反之，农村凋敝，经济发展必然遭遇增长的瓶颈。

  中国人口的结构，决定了农民仍将是中国未来的主要群体，经济增长忽略农村，既不道德，也不可能持续。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，同样也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隐忧。而农业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陷入缓慢发展之后，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由此前的每5年翻一番，变成了每10年翻一番。虽然政府取消了农业税，但各种摊派和隐形支出，使农业的经济资源，持续不断地处于失血的状态之下。改革开放前15年所形成的宝贵农业资本积累，在后15年中逐渐瓦解。

  农村经济不启动，内需振兴就只是一句空话。没有社会中大多数人口的收入增长，就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国内大市场。

  不过，农民收入的增长，绝不应该通过财政补贴或转移支付来实现，所谓救急不救穷，以救穷的心态去发展农业经济必然失败。有效和持久的增长，必须也只能来源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！农民必须通过创造更多的财富，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。

  在欧美经济未来长期不振的前景下，启动内需的突破口将是启动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进程。只有工业化才能带来比农业更高的生产率，只有超过第一次农村工业化的深度，才能真正振兴农村经济。

  城市现代的工业化，特别是信息化、高科技化，以及先进的商业模式，应该再次向农村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扩散。如果20世纪80年代农村工业化是农民主动向城市寻找技术扩散的需求，那么这一次应当由政府和城市主动向农村廉价供应。

  农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减少农产品销售流通环节存在的利润损失。从农产品现代化的流通环节入手，将层层盘剥的低效率高损耗的中间商们挤压出去，实现农产品从土地到城市居民的直接对接，将本该属于农民的流通利润大部分返还给农民，此举将很快增加农民的纯收入，释放出相当的消费能量。这样不仅可以实现农产品高效低成本的流通，还可以有效保证食品安全的源头。这种商业模式可以参考沃尔玛的连锁模式，优先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准入，限定此类企业的利润上限，放手让它们在规模上获得增长潜力。在金融和资本市场上，特设农业公司上市的绿色通道，鼓励此类企业优先上市。听到这个“芝麻开门”的资本咒语，众多的资金将挤破脑门儿参与进来，在激烈的竞争后，择优选择即可。

  如果阿里巴巴能够向600万中小企业提供国际市场的需求信息，那么为什么不能有公司愿意为数亿农户提供市场需求信息呢？在强大的市场信息的数据挖掘中，公司将能获得高额利润，同时为农民解决最为困扰的信息不充分的难题。不要忘记，信息激荡也能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。由于这种全国农户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具备重大的战略价值，各地政府、研究机构、银行、券商、基金也会成为有兴趣的客户。目前中国有条件上网的农村正在迅速扩大，手机在农村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，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先行启动信息化进程，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由政府牵头引导民间资本逐步解决。政府只需要把“芝麻开门”再念一遍，不愁没有民营资本踊跃介入。

  第一次农村工业化并不是对农业生产、流通、深加工、集约化进行工业化，而是填补了城市工业化的市场空白，第二次农村工业化应该将重点放在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工业化。

  高技术含量的现代农业将极大地提高生产率，大幅降低水、化肥、农药的消耗量。最著名的案例就是以色列的滴管技术。1962年，一位以色列的农民偶然发现水管漏水处的庄稼长得格外好。原因是水在同一点上连续渗入土壤是减少蒸发、高效灌溉及控制水、肥、农药最有效的办法。这一发现立即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，闻名世界的滴灌技术于1964年应运而生。30年来，以色列的农业用水基本稳定，但农业产出却翻了5番！滴灌的原理很简单，然而让水均衡地滴渗到每棵植株却非常复杂。以色列研制的硬韧防堵塑料管、接头、过滤器、控制器都是高科技的结晶。在以色列，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，其真谛不在于挖沟渠，而在于科学灌溉，高效用水。滴灌使每寸土地都透着高科技，电脑控制的水、肥、农药的滴灌系统是现代工业化向农业扩散的典型。

  以色列的“滴灌技术”，将沙漠变成了农业绿洲；日本的“一村一品”运动，使农村变成了环境优美、经济发达的人间天堂；韩国的“新农村建设”，拉平了城乡收入的差距；荷兰的“土地高效利用”，在人口密度堪称世界之最的狭窄土地上，创造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的奇迹。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人多地少的困境，但是在技术扩散、信息化、现代商业的强大支撑下，农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产率大跃进，使这些国家的农民收入接近或超过了城市居民。所谓事在人为，只要政府肯向农村大规模倾斜经济资源，中国农村的生产率提升并非不可想象。

  更高的生产率将产生更多的消费需求，刺激农村服务业的兴起，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，形成农业人口四分天下的局面，农业、农业产业集群、城市打工与农村服务业齐头并进，同时，加快城镇建设，废除户籍制度，允许土地经营权转租和流通，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。

  农村落后的根源之一，在于基础设施严重匮乏。水利、电力、交通都形成了农业发展的瓶颈。教育资源不足，医疗卫生落后，文化娱乐单调，这些长期欠账恶化了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条件。特别是人口素质的问题，制约了生产率的提高。低素质的人口是负债，高素质的人口却是资产，这个道理美国人早在19世纪就搞明白了，日本也从明治维新时代就开始实施全民教育。中国现在也看清了战略上短视的严重后果。如果现在再不痛下决心向农村的人力资本大规模倾斜资源的话，人口素质这笔沉重的负债，将会在未来以利滚利的方式加倍索取赔偿。

  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所有设想都需要钱，而且是惊人数字的钱，没有资金的投入，一切都是空谈。未来5年，仅水利工程一项的投资规模就达2万亿元！这是对近20年来农村水利发展停滞的补偿。因此，启动农村第二次工业化所需资金的规模将至少数倍于此。

  关键是这样大的一笔钱应该如何筹措？目前土地出让金是主流思路，但这并非最佳选择。推高土地价格，就是将土地和房地产货币化的思路，在没有生产率大幅提升的情况下，最终只能导致货币更为严重的超发，在助长资产泡沫和投机盛行的同时，通货膨胀和房价、原材料的上涨，也必将挤压实业的利润空间，从而压制真实的财富创造，削弱经济增长之源。那种靠土地升值，幻想着财富从天而降的想法，与美国老太太把房子当提款机的思路如出一辙。美国老太太可以向中国老太太透支储蓄，而中国只能靠印钞票来创造“假储蓄”。

  农村第二次工业化的部分资金，可以由资本市场承担，那些投资短、收益高、能上市的商业模式，不需要政府出钱，只要给足政策诱惑，逐利的资本有的是。而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、医疗等长线投资，资本市场一般不会介入，短期资本追求的是3年至少10倍以上的回报，那些5～10年才能见效的投资对它们根本没有吸引力。

  对于农村长线投资，比土地出让金更合理的方式是发行“特种农业公债”或地方农业债。这种农业债与地方融资平台债，有着本质区别。农业债是典型的生产型负债，而地方融资平台的许多债务则投向了华而不实的非生产型领域。2010年，中国因水灾、旱灾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就高达上千亿元，间接的生产停工、商业流通中断等损失就更大。农业水利工程的建设，将减少灾害的损失，这就直接增加了社会利润，提高了生产率，它所创造的现金流虽然不像项目效益那样直观，但总的社会收益是明显而持久的，财政对农业债的利息支出，将从全社会的经济利润增加中得到税收的超额补偿。

  农村的教育、医疗等投资，产生回报的时间可能需要10～20年时间。但是，这种投资从长期看，可以将农村人口从负债转化为资本，随着时间推移效益将越来越明显。对于此类投资，可以考虑发行超长期（20年或更长）特种国债，从投资回报的税收上给予减免，鼓励投资人不仅追求经济回报，而且创造社会效益。

  债务有两种：一种是生产性负债，另一种是消费性负债。前者好比是肌肉，而后者则像脂肪。生产性负债，如果投资前景明确，负债比率在安全限度之内，对经济发展将发挥正面作用。

  发行农业债券的综合好处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可以大规模吸纳十年来严重超发的货币，减少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化和投机盛行的严重冲击；二是可以增加银行间交易市场的深度和品种，完善金融体系的建设，使股市与债市更加均衡。在短期内，国债与GDP的比例可能大幅上升，但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，农业负债是良性负债，与欧美的透支消费模式有本质的差别。农业投资将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，降低农业经济的运行成本，提高农业生产率，创造农业储蓄增量，刺激城市经济的产出，逐步消化外向型经济的产能过剩，扩大国内市场规模，增加财政税收。

  最核心的出发点还是国内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，增加中国掌握自己经济命运的实力！

  创造就业，扩大市场规模的第二战场

  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，在货币紧缩的政策下，凸显出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的现状。创造就业机会最多、税收贡献突出、在国民经济中承担重要角色的中小企业，却因为无法从银行系统获得贷款而危机频现。在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资金的无奈中，中小企业不得不依赖超级高利贷的地下钱庄，来维持流动资金或过桥贷款的需求；而一旦稍有意外，年息高达30%、50%，甚至100%的高利贷陷阱，将轻易摧毁一个多年苦心经营、信誉良好的企业。而地下钱庄肆意蔓延，已逐渐形成中国式“次级贷”链式反应的潜在危机。